枣宜会战，汤恩伯没打硬仗却斩获颇丰，“打小仗、吃补药”真高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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枣宜会战对新桂系是一次巨大的打击，使得本来在抗战中如日中天的他们受到了严重的重创。李宗仁领导的第5战区分裂为两个部分，除了安徽外，新桂系在湖北的势力逐渐被边缘化，只能聚焦于鄂北一带。

然而，汤恩伯却趁着李宗仁失势的机会逐渐崭露头角。他借此机会成为了鲁豫皖苏四省边区委员会主任以及边区总司令，为他日后成为“中原王”奠定了基础。

尽管如此，聪明的眼睛一看便能发现，汤恩伯在枣宜会战中虽然立下了不少战功，实则并未参与过一场真正的硬仗。他的战术多是通过小规模的零散冲突来积累战绩，堪称是把“小打小闹”的战术运用得炉火纯青。

1939年10月29日，第2次南岳军事会议召开。蒋中正此时首次提出了一种新的战略方针，即在敌军出现破绽、厌战或者不敢继续推进时，要反守为攻，主动出击。

蒋中正的底气来自哪里？通过两年多的抗战，特别是湘北会战后，敌我双方的战损比让蒋中正恢复了部分信心。他深知，抗战虽苦，但中国的抗战力量并未被削弱，反而在不断提升。

武汉会战后，双方的战损比没有太大差距，蒋中正更加坚定了信念。在随后的枣宜会战中，第5战区与日军的战损比为1.5:1，显示出中国军队在抗战中的韧性和实力。

蒋中正虽然并不是一个擅长演讲的人，但经过长期的战斗，他已经学会了如何应对敌人。通过对日军战术的逐渐了解，他更加自信地提出了新的战略目标：进攻敌人的核心力量与核心区域，避免盲目的撒网式战术。

与此同时，日军也面临着兵力不足的问题。由于南昌会战、随枣会战和湘北会战的消耗，日军的战斗力大打折扣，急需重新组织力量。为了弥补兵力不足，日军决定将一些常备师团撤回国内，转而编成大量的独立旅团和后备师团。虽然日军兵力看似充足，但战斗力却大打折扣。

尤其是冈村宁次深知摧毁中国抗战意志是非常困难的，战局并不如预期那般顺利。在这个背景下，冈村宁次提出了以枣阳为目标的作战计划，分为两期，第一期攻占枣阳，第二期进攻宜昌。

然而，在日军计划进行时，蒋中正和军统的情报系统通过密切监视，及时捕捉到了日军的战略意图。情报显示，日军可能并非如表面上所说是攻占宜昌，而是意图通过围歼第5战区主力，恢复战前阵地。蒋中正决定通过出奇制胜的战略来应对。

李宗仁和汤恩伯接到了蒋中正的指令，精心部署了防线。汤恩伯依旧采取迂回的方式，通过侧翼进攻来切断日军的后路。然而，汤恩伯一向偏爱小规模的战术，避免正面硬拼，这也让他错过了许多打击敌人的机会。

汤恩伯在战场上屡次依靠“巧战术”取得不大不小的胜利，但总是避开了真正的硬仗。这种做法虽然能积累一些战果，但在关键时刻却未能全力以赴，尤其在襄阳的战斗中，汤恩伯本应利用敌军的薄弱点，展开彻底反击，但他却选择了撤退，避免了与敌军的直接对抗。

这种“巧取便宜”的做法使得汤恩伯在军中积累了不少战功，但也因此失去了成为真正主力军的机会。他过于依赖机动战术，而缺乏足够的硬战经验，这也成了他未能跻身“五大主力”之中的原因。

最终，随着战局的变化，汤恩伯再次在荆门一带采取了迂回策略，他通过巧妙的情报网络，利用日军的误判收复了襄阳。然而，这一切仍是“打小仗”的战术，虽有战功，但与主力作战的机会擦肩而过。

汤恩伯的这一战术虽然取得了一些战果，但也暴露出他过于谨慎、不愿意正面与敌人硬碰硬的不足。随着日军的不断反扑，这种“小打小闹”的战术渐渐失去了效果。蒋中正也意识到，汤恩伯的战术只能在小范围内取得胜利，但一旦面临真正的攻坚战，结果可能会不尽如人意。

综上所述，汤恩伯虽然在局部战场上表现出色，但其未能在关键时刻承担起正面硬仗的责任，最终错失了成为“大功臣”的机会。